一、专业化分工与中介服务
我国是在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开始了信息化的进程。因此，不可忽略的是，影响信息化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新型服务业(包括中介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国工业化程度落后，一般来说在工业化阶段逐步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的习惯和能力，尚未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实行充分的专业化分工，不真正补上专业化分工这一课，中介服务是很难发展、很难搞好的。没有充分的“分”，中介服务的市场需求就必然非常有限。
大概由于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长期影响的原因，中国人很善于“一物多用”，而不习惯“专用”，更不习惯“分工”。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打鸡蛋从古到今都是用筷子，西方人用打蛋器。我们可以讥笑他们笨手笨脚，但他们却发展了打蛋器制造业，连带发展了与打蛋器相关设备的生产。又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集成电路制版还非常落后的时候，为了生产集成电路，首先需要做一个很大的线路版，然后，用刀修去未蚀刻好的线路边缘，再照相缩小。那时，修版人员普遍用手术刀来做这件事。如果是在工业化国家，刃具厂的人一定会发现这种需求并设计出专用刀具。再如，万能扳手在中国市场上较好卖，而在德国，儿乎一定是拧什么螺母就用什么型号的扳手。我们若不改变这种事事、处处、时时均以“不变应万变”的习惯，中介服务真的难以发展。
再以竞争情报业为例。竞争情报从伦理道德方面说具有“灰色特性”，即:客户请专业化的竞争情报机构来搜集自己竞争对手的情况;但应当说这是正常的、可取的。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有竞争情报意识的公司，往往喜欢请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为自己设计竞争情报系统，而不是请他们为自己搜集竞争情报。企业对于委托第三方进行竞争情报搜集的兴趣不大，这就不利于我国竞争情报业的发展。
相反，在专业化分工发展充分的地方，就产生了对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众所周知，浙江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很快的原因之一，就是数不清的专业化分工。也正是在浙江，像温州同业公会这样的组织，其潜在的中介职能就被专业化分工的局面提前唤醒了，它们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强。温州是我国的眼镜生产大户。在出口土耳其的中国眼镜中，温州眼镜占80%以上。大概正是这种强势，2002年1月11日起，上耳其政府正式开始对我国出口眼镜实施监管措施。同时，温州也是打火机生产大户，在欧洲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今年年初传来消息，欧盟有关的新限制规定可能严重威胁温州打火机的出口。于是，温州眼镜商会和烟具协会之类的同业公会紧急行动起来。去年12月，温州眼镜商会就组织了13家眼镜企业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抗辩书。今年3月，该商会副会长又参加了国家外经贸部率领的交涉代表团前往土耳其谈判。3月下旬，温州烟具协会会长率会员企业代表参与我国政府代表团，就有关打火机问题赴欧洲有关国家进行了游说。这样的中介组织，理所当然地受到企业欢迎。
为了补上专业化分工这一课，有关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首先应该就专业化分工的意义进行长期持久有效的引导、宣传和教育，尤其要介绍、推广浙江省这样大力发展专业化分工的成功典型，以产生示范效应。
二、市场准入与中介服务
这里的市场准入，指的是人们办企业的门坎的高低难度。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高技术企业也好，中介企业也好，它们的发展不一定要靠什么优惠政策，关键是市场准入的条件不要太苛刻，办企业的门坎要尽可能地低。拿中介信息服务来说，早在80年代末，网络条件还不算太好的时候，美国就有许多个体户开始了中介信息服务。他们依赖自己的联网条件和网上搜索技能，能较容易地找到大量信息，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信息再包装。这种服务，成本相当低，提供服务者很容易赚钱。从另一方面说，中小企业也有很多信息需求，找这样的个体户就可以解决，不必找大咨询公司，从而花的咨询费较低。这种小规模的基于网络的信息咨询正是90年代以来规模越来越大的网络咨询业的先声和探路者。
在我国，社会的诚信度比较低，种种社会、商业欺诈行为较普遍，工商管理部门为了对付这个头疼问题，往往采取提高企业注册门坎、限制企业经营范围的办法。这样做是否起到了减少欺诈事件的发生的效果，无从得知，但它妨碍了包括中介服务在内的许多新事业的发展，则是确定无疑的。比如，原先一个未搞过中介服务的公司，为了响应新的需求想搞中介服务，就必须根据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对于“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进行扩充经营范围的申请，而何年何月能获得批准，谁也难料。而在工业化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是不会管这些事的。其实，要想较快地推动中介服务，与其创立一些新的中介服务公司，还不如鼓励原有的许多机构，包括尚未从事过中介服务的各类公司、各种行业协会和学会团体，拓展新的中介服务业务，或加强其已有的中介服务。只要工商管理部门不掣肘，这将是一条低成本的宽阔的道路。
因此，科技部等这些倡导中介服务的政府部门应当与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磋商和合作，共同制订促进中介服务发展的有效措施(有时，对某些事项不再管理便是最好的措施)。另外，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很有必要在政府部门中建立统一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机构。不过，这种主张并不是说再增加一个机构，而是将现有的乡镇企业局、各行业主管局对中小企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以及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个体私营中小企业的管理职能统一合并到新设的中小企业局去。这样的行政变革将大大有利于促进面向中小企业的各种中介服务的发展。
三、政府职能与中介服务
要推动中介服务的发展，政府最主要的职责不是政策倾斜，而是率先作出表率、示范带动。根据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政府部门将原来由自己做的许多事情，交由社会中介机构去做，这样做一方面为中介机构提供了初始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如果做得好，也是一种向全社会的有力展示。依赖专业化中介机构的服务，必然能够改善工作效能、提高公正性、节约成本、加强廉政。例如，美国华盛顿州政府委托中介公司进行技术产品的政府采购，不仅获得了合理优惠的价格，而且省去了采购人员。又如，在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政策、计划和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有些由国会审计总署进行审计，有些则委托民间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实践证明，这种“两条腿走路”的评估方式是比较成功的。不仅后评估阶段可以利用独立中介机构，而且，某些政府举措在设计阶段也可以借助中介机构或中介专家的智慧。例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托一些专家根据博弈论的原理设计出的频谱拍卖方案，不仅使宝贵的频谱资源获得合理、公正的分配，杜绝了营私舞弊行为，还为联邦政府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政府部门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介服务不是靠政府靠领导推出来的，而是市场需求造就出来的。但只要是能满足用户需求的事，就值得鼓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资源和时间资源越来越稀缺，随着新型需求的出现，从需求到满足需求这一链条上的环节可能比过去更多，从而服务效果也会更好。凡在此链条的任意中间环节上开展的服务，都不妨看成是中介服务。比如，现在许多公司都注意将自己的网站作为重要的公共关系窗口，而网站内容的丰富化和不断填充是很费时间的，于是，在美国就出现了一类专门为人家提供网站内容的公司。这种公司算不算中介公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专业化分工的思想，不断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并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创立新的企业和服务。明白了这个道理，政府部门就可以有效地引导中介服务业的发展，而不会去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不要为了推动中介服务业的发展而做一些不适合政府部门做的事。中介服务本来是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可是，政府若以越位、错位的方式去推动中介服务，就必然陷入怪圈，结果就必然会出现种种前所未有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