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爱看书了？在信息洪流汹涌的时代，浮躁、焦虑和沉默如疯长的藤蔓，悄无声息又绵绵不绝地缠上心头，让阅读与传统写作艰难喘息——但文学的声音从未消散，只是暂时被喧嚣冲淡。
为展现作家们的坚守，重燃大众对读写的热爱，我报拟推出“作家的书房”专栏，邀约知名大家与新锐才俊围坐圆桌旁，聊聊作家与作品之间的火花、著书过程中的所遇所见，听听他们阅读、创作背后的故事。期望这方小小的天地，能唤醒那份沉睡太久的文学热忱。
本报记者 傅晓
苏州河、黄浦江、东方明珠、魔都，一提到这些，上海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然而在这繁华的城市背后，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十几年来，作家海飞专攻谍战题材，用文字、舞台、影视的形式揭示出上海这座“东方谍都”的众生相，既展现了复杂、幽微的人性，也向读者再现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与曲折命运。
海飞，浙江诸暨人，生活在杭州，著有《花雕》《向延安》《回家》《苏州河》《台风》《大世界》等多部小说。
海飞的早年经历稍显波折。17岁时，他投身军旅，退伍后进入某县城国营化肥厂做经济民警，后又下放到车间当拉煤工。离开化肥厂后，他曾在药厂、学校、报社等多家单位工作。然而，无论外部的工作怎样变化，在内心深处，他从未放弃的是文学创作。至今他已发表小说500多万字，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众多重要的奖项。
小说创作之外，海飞创作的谍战剧也堪称经典。《谍战深海之惊蛰》《麻雀》《旗袍》等多部热门剧集是他的编剧代表作。《麻雀》一经播出便引发收视狂潮，剧中紧张刺激的潜伏情节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谍战深海之惊蛰》则延续了他在谍战题材上的优势，曾获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
如今，海飞的经典谍战小说《苏州河》正逢修订版上市，同名改编话剧也将很快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苏州河》的故事发生在上海。1949年，上海滩一系列凶杀案离奇发生，警察陈宝山在查案过程中，逐渐发现凶杀案与国民党潜伏在新政府中的特务有关。而他周围的人，包括妻子、徒弟、上司、发小、女友等，个个有来历，或为共产党潜伏的特工，或为国民党安插的特务，彼此互有纠葛。行走在风口浪尖的陈宝山，于爱恨情仇中纠缠，面临着复杂的机遇与时代，最终走向了一个令人叹息的结局。
苏州河，起于上海市区北新泾，至外白渡桥东侧汇入黄浦江。传闻上海开埠之后，一些外国移民从上海乘船而上，经吴淞江直达苏州，就顺口称其为苏州河。如今，苏州河成为上海建城的重要水域框架，沿岸风光无限，历史遗迹无数。
读完《苏州河》后会发现，在海飞笔下，苏州河不仅仅是一种背景的铺陈，更是一种灵魂的寄托。那河上的雾气、河岸边的建筑以及穿梭其中的船只，共同营造出一种朦胧而又充满烟火气的氛围，让读者仿若置身于那个时代的苏州河畔，感受到岁月的氤氲。
当《苏州河》被搬上话剧舞台，一种全新的艺术生命力被激发出来。话剧的舞台空间成为苏州河的新载体，精心设计的场景布置、灯光音效，让苏州河的神韵在有限的舞台上无限延展。在这个过程中，海飞的创作才华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为探寻他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心路历程，本报记者对海飞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的谍战小说《苏州河》再版，同名改编话剧也即将上演。十几年来，您不断通过小说、电视剧、话剧等多种形式来讲述谍战故事，可见对这一题材有着浓厚兴趣。您为什么对谍战故事如此着迷？
海飞：2010年，在前辈的引导下，我有幸创作了电视剧本《旗袍》，当时播出的效果蛮好的，于是就一直沿着这种题材做下来。影视界的规律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擅长的一种题材做得好，就会一直让你做下去。在我的谍战小说和电视剧里，应该会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桥段吸引人，但在我的认知里，谍战只是一个舞台，归根结底写的还是人性和人生。
到了我这个年龄，开始喜欢“宿命”这个词，“宿命”这个词带给人震撼。在《苏州河》里有这样一句话：“重要的是这辈子碰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人你就会走什么路。童小桥说，人就是这样，一辈子做什么事情，是因为前面有人带着。老乡带老乡，同学带同学。”这是我的人生观，人的身上那些宿命的东西是我许多作品里的重要主题。
我想在谍战里面写尽各不相同的人生，写尽所有的酸甜苦辣和爱恨情仇，写尽他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爱过、哭过、恨过的那种状态，这才是小说想要呈现的东西，而不是只有谍战本身。谍战永远只是一个外壳，或者说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唱什么戏，每个作者的写作手法是各不相同的。
曾经有人问我是从哪里得到那些谍战故事的素材，其实这个并不重要，也不难。更加重要的是掌握你想要书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当时人们的价值观，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人在生活的海里博弈等各种情况，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故事。反之，如果只知道沉湎于某些跌宕起伏的故事，而不去剖析人性的挣扎与彷徨、残酷与温暖，也就不可能把故事写得出彩。
记者：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茅盾的《子夜》，从王安忆的《长恨歌》再到金宇澄的《繁花》，上海这座城市一直在被讲述，有永远用不完的素材。您的《苏州河》中，主人公一家三辈分别以静安、嘉定、宝山命名，小说也提到上海的许多地名、路名。在您的眼中，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您又是怎样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描绘它？
海飞：虽然如今我和家人在杭州生活，但是因为外公外婆都住在上海杨浦，妈妈当年是从上海下放到浙江诸暨的知青，我的亲人们就住在上海。在我的童年，我经常随母亲去外婆家小住，所以我对上海非常熟悉。在我给《苏州河》写的创作谈中有提到：“上海，我的半个故乡，深深融进了我的血液。”
上海本来就是一座“海”的城市。人生海海，那么多的河流，那么多的人生，都在上海汇合。我也一直觉得，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如同苏州河一样，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所以上海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既是故乡，又是他乡。我对这里有着复杂的情感，所以它显得又近又远。有了这样的背景，当我再去书写上海，就会有一种跟上海人和纯粹的外乡人都不一样的视角。
我也很喜欢金宇澄老师的《繁花》。《繁花》非常接地气，金宇澄写了过去那个时代身处上海的许多小人物，商人、白领、饭店老板娘、军人子弟等，这些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上海，这和我的写作观也是比较相似的。在《苏州河》里，我也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将最普通的人作为书写对象，以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为主线展开叙事。这些人并没有盖世的武功，也没有超凡的头脑，他们的理想也不是有朝一日能够雄踞天下、成就一番霸业，而是不受惊扰地过着柴米油盐的小日子，如静水深流的苏州河一样流淌。
记者：《苏州河》全书提到大量浙江地名，如诸暨、崇仁、嵊县等。而您的故乡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有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名镇。近年来，各地争相学习“枫桥经验”。生长于斯，江浙沪的生活经验在您创作《苏州河》的过程中给予了哪些养料？
海飞：是的，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在江浙沪这边生活，对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相对比较熟悉。《苏州河》里，俞叔平、宣铁吾、周正龙、来喜都是浙江诸暨人，他们是混迹于上海滩的诸暨人。苏州河是一条通往苏州的河，我年少时会站在外白渡桥的桥面上往下看，有很多的驳船，一条接着一条从苏州河上开过。我觉得河是充满着意象的，河里面应该充满着秘密。我小时候在农村的河边也会想，河下面有水草、有沙、有螃蟹、有鱼，那么下面有没有秘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说有水鬼，也会有很多的传说，河水本来就充满着文学的意象，充满着秘密。而谍战本来也是充满着悬疑的，说明它们两者其实是暗合的。
记者：《苏州河》关注动荡时代小人物的命运，您以上海市警察局的探案线索串联起我国在1949年前后的多件大事，如国共内战、太平轮沉船事件、面粉大王绑架案等。在您看来，这本小说里的警察故事和您以往的其他著作相比，有什么特殊性？
海飞：这就要提到我的个人经历了。我一直都对警察这个职业有着莫名的好奇与好感，就像没有办法讲清楚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吃某种菜肴一样，我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会对警察的故事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仿佛是出于某种天性、某种本能。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在外婆家小住，不小心一个人走丢了，当时是一个好心的警察帮助了我。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警察是好人。而在外婆家的隔壁，住着一个和蔼的中年男人，他经常和我聊天。直到他死于一场车祸，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名便衣警察。后来我参军，也当过武警，退役后进厂，也是做了经济民警。
在谍战故事里，警察相比于专业从事情报的工作人员，会有另一层跟社会打交道的角色。他们会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会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这也更能体现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其实，真实的情报工作并没有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有趣，甚至有点无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特工窃取情报，只是将情报偷回家去，分工抄写，但是当这个情节出现在电视剧里，特工就会拿出袖珍照相机来拍摄，这样显得气氛更加紧张。作为小说家和编剧，我们通过文字工作，将那部分不那么有趣的情节重构，努力使剧情变得精彩。
记者：《苏州河》主人公陈宝山自幼父母双亡，被养父母带大，有媒体评价您的作品擅长表现亲情，且人物的情感往往化为一种诗意，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您怎样看待《苏州河》里人物的各种复杂情感？
海飞：人是不能选择时代的，只能在时代中选择一种活法。就像书中所写“炳坤那时候有一种错觉，觉得民国时期的上海一年到头都飘飞着缠绵的雨”。我将雨和上海连接起来，并不是出自什么特殊目的，上海的雨和杭州的雨比起来并没有什么差别。陈宝山是《苏州河》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我最想讲述的是他的人生，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一个理想与情感交织的故事。雨，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人生境况。
陈宝山的生父与养父是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在养父母的爱护下长大，但这个人注定是孤独的。当新时代来临，陈宝山没有被留用当警察，而是去火柴厂做了门房。他娶了自己不爱的人，保护不了爱的人，抽身远离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虽然他拥有一把老局长俞叔平送的漂亮的佩枪，但是却被病痛折磨，最终用这把枪在苏州河边饮弹自尽。他有了孩子，却是一个遗腹子。他受尽各种缺憾，度过了不完美的一生。
对于陈宝山而言，他的亲情、爱情、友情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各种感情，复杂、斑驳，但也不乏温情。
记者：从小说到话剧，再到电视剧，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跨界，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如何处理这多重身份的不同？
海飞：以我多年的创作经验来看，这三种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甚至在创作上是相左的。创作思维不一样，所用的工具和手段不一样，受众也不一样。但是又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想要把它们写好，都很难。比如说在编剧行业，细节非常技术化，细节是用来呼应的，道具呼应、情感呼应，各种呼应，不可能细节出现了，以后就不用了。这些技巧同样可以应用到小说中去。
同时，在对《苏州河》进行话剧改编时，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我将来喜改成一个更为豪迈的女性角色，有点类似于《武林外传》的佟湘玉，又让童小桥的间谍身份提早地让观众知道。这些都是考虑到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作出的调整。在我眼里，小说和剧本，有很多技术上相互学习和互通的地方。
记者：您从23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多年来获得文学奖无数，如今看来，您的小说叙事节奏成熟，语言干净、利落，不经意间又见温情。请介绍一下您目前的写作计划，以及有没有文学创作上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可以与青年创作者们分享？
海飞：目前我正在写一系列南方罪案的小说，故事大多发生在南方的县城。我觉得把一系列罪案的推理小说放在南方的县城，对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曾经在县城生活多年，知道县城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很多浙江县城里都会有一条河穿城而过，包括我的老家诸暨，也有河穿城而过。故事是跟水紧密地连在一起的，里面也会有人民路、胜利路、解放路、电影院等。这些场景里都会发生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在《闪光的胡琴》获得2004年《上海文学》首届全国短篇小说新人大赛一等奖之前，我的写作其实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这个默默的写作过程持续了十年，期间我换了许多工作，但一直没有放弃文学，一直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未曾虚度，能够始终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职业中，是一件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