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荣
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7月，岳家军取得郾城、颍昌大捷，但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连下12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宋史·岳飞传》记载：“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在战场态势局部占优的情况下，南宋朝廷为何连下12道金牌强令班师？后世对此多从政治层面分析，如迎回徽钦二帝，赵构地位尴尬；军事将领坐大之势明显，有重蹈“陈桥兵变”覆辙之虞；岳飞率性抗命，参与谋立太子等。也有人认为南宋财政难以长久支撑北伐，如明朝郎瑛在《七修续稿》中认为，岳飞北伐被叫停的原因是“以钱谷兵甲之无所出欤”，压垮骆驼的稻草很多，但最后几根稻草尤其值得重视。从财政角度探究岳飞被12道金牌召回之原因，有助于抽丝剥茧，揭示历史的无奈甚至冷酷。
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作战殊为不易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作战花费巨大。十来万军队、百来万人口的北方游牧部落，为什么能战胜疆域广阔、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数千万人口的文明帝国？历史作家江上苇认为，从军事上看，主要有三点：一是游牧民族简单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维持军事力量（骑兵）的成本很少，发动战争极其便宜。二是一支几乎不为后勤保障操心的游牧骑兵，拥有高机动性，对步兵拥有两三倍以上的攻击频率和选择战场及攻击方向的优先权。三是双方角逐的战场，通常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对游牧骑兵极其有利。
农耕民族要抵消上述优势，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花钱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后勤保障费人费钱。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农耕国家动员10万兵力，耗时一个月，需要直接后勤保障人员30万人。40万人在31天的战斗中，共耗费18万石粮食。如果这场战争耗时三个月到半年，一直处于动员中的40万人，将耗费54万石到108万石粮食。由此可以推算：一场战争进行半年，中原王朝如动员与10万游牧骑兵相当的兵力，按70万步兵折算，无论胜负，军队及后勤人员都将消耗756万石粮食。二是养骑兵费用高。冷兵器时代，骑兵是野战之王，所向披靡，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另一种说法更形象，“马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大”。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民族要拥有精锐的骑兵，困难很多，花费也很多。首先，所处之地非理想养马之地，要得良马，需花重金向游牧民族引进。其次，养马特别是养战马的代价很大，据测算，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用来种粮，可养活二十五个人。汉武帝派骑兵远征，每次要派出超过战马三倍的牛，只用于拉战马所需粮草，每一匹战马吃掉的粮草相当于一个普通士兵费用的六到十倍。三是军饷和抚恤花费不少。如汉武帝赏赐与匈奴作战将士很大方，元朔六年、元狩二年、元狩四年三次赏赐，总数达到一百七十余万斤黄金，其中最少一笔也是宣帝以后国家赋税收入的一半。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讲述汉武帝对匈奴作战时指出，战争是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战争从北往南推进相对容易、反之亦然。我国封建社会战争从北往南打相对容易，从南往北打困难重重。历史上大一统王朝最终完成统一，多是从北往南打，如秦灭六国、西汉灭西楚、东汉统一、西晋灭吴、隋朝灭陈、大唐统一、北宋统一等。从南向北的北伐，如诸葛亮北伐、祖逖北伐、元嘉北伐、隆兴北伐、开禧北伐、太平天国北伐等，其间虽有胜利，但最后铩羽而归，没有取得全面的、战略上的成功。硕果仅存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把蒙古统治者赶回漠北草原。对此，宋代名将李纲有精辟论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文化因素。我国封建社会较长时期内，北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都占优势，北方的战争动员能力比南方强。二是地理气候因素。北方相对寒冷、冬季比较漫长，河流、水道少，运输主要靠陆路；南方温暖湿润，水运发达。从北往南打，后勤准备相对轻松，补给越来越容易；从南往北攻击，后勤补给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三是其他因素。包括北方适合养马，骑兵优势明显；北方人以面食为主，体型比南方人高大，冷兵器时代有一定优势等。
南宋初期财经形势及朝野对北伐心态
财政形势严峻，军费居高不下。南宋初期，人口降至七八千万，耕地降至700万顷，经济总量大为缩水，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比较严重，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土地、人口减少和经济萎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财政问题凸显。一是收入锐减。“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二是入不敷出。南渡之初，军费支出、安置北方难民支出、安抚南方百姓支出，开支巨大。《宋史》记载，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所收钱物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比所支阙五十一万余缗”。三是军费开支过大，财政几难承受。绍兴八年前后，岳家军每年支出672万贯，军粮84万石（约5万吨），韩世忠、刘光世军支出每年600万贯，蜀军因为隔绝于四川盆地之内，朝廷运输物资成本高，支出更为庞大。因此，当时绝大部分中央财政收入和长江沿线的地方州县财政收入都投入战争。宋孝宗多次言及军费问题：“养兵费财，国用十分，几八分养兵。”即将退位时对皇太子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 绍兴十年，为抵御金兵，支持岳飞等将领的军事行动，朝廷把能想到的筹钱方法都用上了：六月，“诏诸司钱物量留经费外，悉发以赡军”；七月，又“增收州县头子钱为激赏费”；十一月，“起诸路耆长役钱隶总制司，专给军用”。
南宋初期为弥补军费，允许军队开展营利性经营。如岳飞任命李启为回易官，“佐飞军用甚多”。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公元1142年“琚奏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收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余缗，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岳飞廉洁奉公，甚至以私财补贴军用，但一些武将以回易等收入自肥。如张俊役使士卒在杭州修建酒肆营利，派人到海外出售瓷器、丝绸，换回象牙、沉香等物在本地出售，以致“获利几十倍”。虽然部分经商收益用来补贴军费，但大头却进了张俊腰包，史书称张俊“家多银”，临安百姓讽刺他为“钱眼内坐”（钻进了钱眼里）。军队经商固能解燃眉之急，但对经济社会自有消极影响。高宗朝曾任户部侍郎的张致远认为，南宋初年，“中外诸军屠酤城市，日夺官课，重载络绎，不税一钱（指商税），回易悉据要津，逃亡更不开落”。南宋军队的营利性经营，确实发挥了补贴军费的作用，但也成为将校刻剥士卒、填塞欲壑的手段，败坏了军政、军风和军纪，成为摧折士气、损伤战斗力的腐蚀剂。
朝野主战、主和并存，但主和占了上风。南宋初期，基本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尽管经济财政困难，如果朝野达成共识、上下同心，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财支持北伐，也是一种选择。但实际上，不仅朝廷没有达成一致，民间也有不同声音。
“崇文抑武”是两宋国策，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武官集团坐大都深为忌惮。赵匡胤登基后，一边“杯酒释兵权”，一边“兴文教，抑武事”，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并为两宋历代君王所遵循。经历苗刘之变和淮西兵变的宋高宗，对武将坐大的弊端刻骨铭心，维持战时体制，继续北伐。当时，为了激励武官集团，也为了向武官集团妥协，朝廷把任命部分地方官的权力让渡给几大武帅，岳飞因此获得了荆湖知州、通判以下官员的任命权。另外，朝廷不得已给予军队营田、货场、经商、征税的权力，导致军队逐渐获取了地方人事权和财权，这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何其相似。南宋文官集团深为担忧“诸将权太重”，也包括那些德高望重、谋虑深远的主战文臣。龙图阁直学士汪澡上书说：“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南宋初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诸大将扩军自雄，公然号称某家军。当时人说：“今日之兵，隶张俊者，曰张家军；隶岳飞者，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曰韩家军。”吴玠、吴璘、吴挺、吴曦相继执掌四川兵权，“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
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在北伐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一是武官集团权势和文官集团权势此消彼长。《文献通考》记载：“渡江后，以用兵故，张俊、韩世忠为太傅，刘光世为太保。”继张、韩、刘之后，“乾道初，杨沂中、吴璘并为太傅。”南宋武将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远多于北宋，如余玠是武职人员，非科举出身，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并可便宜行事，自行辟用地方官员，这在北宋和平时期难以想象。二是“国用十分，几八分养兵”，影响文官集团施政。国家的钱粮主要用来打仗，文官们在中央和地方施政难免有掣肘，且征收钱粮殊为不易，还要处理因此衍生的问题。三是国家财政困难，开源节流之下，影响文官集团俸禄。龚延明认为，南宋俸禄之制，在沿用北宋俸禄之制为主的基础上，因频繁用兵的军事形势，有所调整和变化。《绍兴禄秩敕令格》记载：绍兴用兵，高官以上，各减三分之一。绍兴九年正月颁布施行重加修订的《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宋史·职官志》有所记载，与元丰禄制比较，京官以上文官，总体上略有损减。绍兴十二年通过裁撤军队而得的部分财政结余用到了官员俸禄及皇室消费上面。
民间赋役繁重，半壁江山亟需稳固和休养生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南宋政府增加各种杂税，逐渐推行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账钱、买折帛钱等。同时，加大国家经济统治力度，除盐铁官营外，居民日常所需的酒、茶、香料、明矾也实行专卖。正如南宋文臣叶适评论的：“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籴皆同常赋，于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为今甚。”南宋疆域不及北宋，上供数额却明显增加，两浙地区尤为明显。南宋时期，两浙地区每年向朝廷上供钱数是北宋鼎盛时期的4倍。北宋两浙的赋税为300多万贯，包括茶、盐、酒税，地方财政支出。南宋两浙的赋税为1200万贯，还不包括茶、盐、酒税，地方财政支出。赵翼指出：“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绍兴年间，礼部尚书刘大中指出：“自艰难以来，奸臣持不恤之说，虐用其民，为国敛怨，民被其毒。”宋高宗自己也承认：“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当时南宋经济社会已经超负荷运转，“久苦重征，民之困悴，殆嗸嗸无告矣”，导致南宋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宋高宗在位期间，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一年，共发生各种民变372起，多则聚众数十万，少则数万，发生的区域都是战争负担较重的湖广、江浙地区。此外，各地的“饥民抢粮”“佃农抗租”也此起彼伏。对于巨额的战争费用，岳飞也有认识，《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岳飞在《乞出师扎子》中说：“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南宋词人姜夔在《扬州慢》中写道：“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南宋疆域核心区域浙江，五代十国直至北宋，得益于钱镠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政策及其后代钱弘俶“纳土归宋”，几无兵事，为吴越之地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强敌环伺之下，两宋对内以文治安天下，对外以武功求和平。公元1140年，对偏安一隅的南宋而言，实现国家统一是最高战略目标，确保半壁江山稳固发展是迫切现实需要。挟岳家军大胜之威，实现“王师北定中原”甚至“直捣黄龙府”目标，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一是南宋和金国其时大体势均力敌，总体上说南宋处于守势，短时期内很难分出胜负。二是宋高宗支持岳飞北伐是被动应对金兀术大军南下。岳飞出兵前，宋高宗特下手诏，告诫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立下战功也要严惩。三是财政问题是制约北伐的重要因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猛将难赢无粮之仗。没有“粮草”，兵马可能动不了，即使动了也可能输。当时岳家军等军队只打到河南，军费开支就让南宋朝廷困窘如斯，如果“北定中原”甚至“直捣黄龙”，肯定需要再增加兵力和钱粮。
我们常说财大气粗，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反之亦然。藏在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财政支出数字，尽管不会比其他公文中的数字高些温度，但一进入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决策层的眼里，可能会瞬间灼热起来，冲击力巨大。
岳飞在大捷之时，被12道金牌召回，确实让人遗憾而意难平，但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无奈和冷酷。
（作者单位：中国财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