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更擅长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
崔君的新作《有山有谷》或许能提供一种答案。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她近年来的7篇作品，讲述小镇、乡村、家庭、亲密关系，以及个体在社会变迁中微妙的挣扎和自处之道。
2024年底，崔君凭借《有山有谷》获得“《钟山》之星”文学奖，评委会评价她“以灵动游弋的叙述时间和叙述视角触抵现代与怀旧、理性与情感、生存与死亡间的混沌地带”。
在《有山有谷》中，人物于现实的浮沉中起伏。他们渴望改变，却被惯性的河流裹挟前行。《狐狸的手套》写一对恋人在婚姻前夜的试探，爱情在琐碎的误解中游走，日常的微光与荒诞交错；《椿树上的人》围绕一对兄弟展开，一个人选择面对往昔，一个人试图逃避，江水在他们之间静静流淌，见证沉默与挣扎；而同名篇《有山有谷》更是勾勒了一幅小镇众生相，在民间信仰、短视频的裹挟下，人们寻找生活的意义，却也常常误入歧途。
崔君最擅长的是捕捉细节，洞察亲密关系中的“灰色地带”——那些不易察觉但又极为真实的情感角力。在她看来，家庭既是庇护所，也是消耗战场；爱情可能是救赎，也可能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妥协。她笔下的女性，既敏感脆弱，又充满韧性。她们在现实的重压下寻找出口，也在命运的起伏中学会温存。
“生活是晦涩的，但流畅和欢快的事物，才更让人警惕。”在崔君的笔下，那些普通人物虽身处困境，却依然心怀希望。他们或许无法抵达真正的“幸福之地”，但在山谷之间，依然会轻声相问：“你还好吗？”为探寻崔君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心路历程，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细节里藏着故事”
记者：《有山有谷》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如《狐狸的手套》一篇中，“我”和男友蛇头对是否应该用磁铁吸马桶里的螺母一事发生争执，两人因此出现情感裂痕，最终却发现那枚螺母是塑料材质。人物关系在一个原本就是错误的假设上发生了变化，谁都没有做错，又似乎都做错了，充满了命运感与荒诞感。这样具有文学魅力的细节在这本小说集中比比皆是。请问平常你会注意到什么样的细节，并试图将它们加工放进小说？能否再分享一些最近生活中的趣事？
崔君：一件相同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又是不尽相同的。有时我们回忆一件事，会记住其中莫名其妙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对同时在场的其他人来说，简直同没发生过一样。这很有意思，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写作与表达的意义。一个作者选择写下什么，便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作者。
最近的一件小事，让我领会了时间的魔力。年前回家，在栗园里发现了一个昆虫的蛹，被一条发丝般粗细的丝线缠绕着固定在树上。我们那儿俗称“王大娘”，说它与百足虫是两口子，因为愁着给百足虫做鞋，“上吊”了。具体是啥，没人说得清。回来查资料，单靠文字描述，收获不大。照片拍得也不清晰，小程序倒识别出可能为麝凤蝶属未定种的蛹。何为麝凤蝶？从没听过这种蝴蝶啊。当我找到成虫的照片，看到它新月形的红色斑纹、优雅的尾突弧线，心里非常感激这只蛹。
它是一种常见的蝴蝶。在乡下，所有的蝴蝶都只是叫蝴蝶而已，没有细分的名字。我姥姥喜欢制作这种蝴蝶的标本，把它们固定在高粱莛儿上。一个小脚老太太，一生过得辛苦，所能留住的愉悦少之又少。
它是灰绒麝凤蝶。心心念念找那么久，原来竟是老朋友。间隔几十年，封存的鲜花与时日，在那一刻被重新磨洗和辨认。我神秘地接续了从前的生命。我把这只蝴蝶记了下来。
记者：《有山有谷》同名篇写了一群被“禁锢”在小镇里的人，他们无法摆脱自我价值与现实巨大差异之间的焦虑，在社会变革的环境下，这种焦虑被某些不法组织、民间宗教、短视频等鼓动并放大，成为了痛苦的来源。有读者认为这展示了你在社会写实方面的能力，也可能代表着你正尝试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去描写一种时代的精神和困惑。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你是否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情？
崔君：一个能写出一些时代症候的作家——这个荣誉是相当诱人的，可能很多写作者都想靠近它。
德国作家埃尔克·海登莱希有部短篇小说叫《背对世界》，讲了一个女大学生与一个士兵在一起相爱的十天，等他们分开后，才知道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大的事。近三十年后，他们重新见面，又沉浸于爱中，再次分别，才从报纸上看到柏林墙倒塌了。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小处往大处拉远的镜头。
在李安的电影里，王佳芝在珠宝店对易先生说了“快走”，待楼下尘埃落定，她从楼上下来，心神恍惚，叫了一辆黄包车，路上遇到封锁。嘈杂的背景音中，有位太太恳求通过，警卫说了一句：“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怎么行呢？”这是一个从大处往小处拉近的镜头。这种对照和纵深，让我觉得世界是很大的，时代是很长的。
记者：这本短篇小说集里，家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然而在你的笔下，父母的形象几乎都不能成为榜样，比较典型的是坐过牢的父亲，散发着抹布味道、爱抱怨的母亲。但你也会写那位爱抱怨的母亲能辨别出女儿回家的脚步声和邻居的脚步声不同，而父亲坐牢则是因为要替工人们讨要薪水。这样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似乎来源于作家身上一种更为宽广、对人本身的共情力，以及冷峻的观察力。在一篇访谈中，你提到给父亲的留言上写了“有真有假，你别全信”，请问你对家庭、父母、代际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和思考？
崔君：这么写是希望减少第一人称叙述的代入感，把坏话变得柔和一点，因为给家人看还是心虚的。
我们的文艺作品里，如果父母形象都是太辛苦、百般好的，那既不真实，也很无趣。家人中的人，首先是普通又复杂的人。如果找个比喻，家庭比较像河水中一堆靠在一起的鹅卵石。这种紧靠，经过长时间日常而具体的生活培植，可以提供最坚实的依恋和牢靠的托底，当然，也能带来最痛苦的磨损。这个用生命连接起来的情感纽结，不那么容易打开，“相亲相爱一家人”依旧是我们高远的理想。
每年贴春联，我最喜欢贴“出门见喜”。这四个字，既可陈述，也能祈愿，是唯一贴在门外面的喜气。它们站在外面，与真正的家门有着令人欣慰的距离。
“是敏感让我更清晰”
记者：这本短篇小说集中写了许多“自厌”的人，他们大多有着原生家庭的苦痛，如《斜坡》中认为自己需要快快长大才能避免被家庭抛弃的女孩，《椿树上的人》里觉得自己“正在与人为敌”的反复梦魇的哥哥，等等。这些人物都经历了慌张、敏感的童年，但都不约而同地在长大后依靠自己的能力谋得了工作，进入了一番新天地。你是否偏爱书写这一类人物形象？
崔君：今年是我写小说的第十年了。这几年，我还是认为写一部满意的小说是非常难的，即使很想把一个人物写好，也不一定每时都如意。我的自我怀疑也没有减少。我自小软弱，任何一点骄傲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我对言之凿凿的东西，总想破坏一下。也借由这种敏感，我好像能更早、更清晰地看到一些东西。
以前有个朋友对我说，我觉得你每篇小说里，总有个人像你自己。这是善意的提醒。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多样而出彩的人物形象。为了接触更多的人，我收藏了挺多有意思的新闻。除了一些必需的群聊，我热衷于加各种各样的群，物业群、面包群、摄影群、711顾客优惠活动群、上海群演通告群等，里面可遇见别样的生活百态。比如，通告群里，群主发了一条消息，需要50名男女，必须是胖子，越胖越好，饰演游泳溺水的尸体，剧组会给额外的吉利红包。我收藏了这条通告，写进了新小说里。
记者：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许多的人物形象都是不具名的，你为他们起了许多接地气的绰号，比如蛇头、桑叶婶婶、老林、毛裤等。这一情况在男性角色中尤其明显，请问这是否是你有意识的安排？尤其是你很擅长书写母女关系、婆媳关系，在《斜坡》中，你戏谑性地写了女性生产中的复杂和幽微，在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女性之间的互相伤害，女性受家务束缚等。请问你怎么看自己的写作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
崔君：相较于男性，我确实在女性形象上花了更多时间。几天前看了宝拉·柯特莱西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还有明天》——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推荐大家去看。近几年，出现了许多女性关注的好作品，主题形式都颇为深刻。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的四分之一，我们身边的女性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小时候我认识的女性都不会开车，现在我觉得驾驶体验很好的一个原因，是我拥有了内侧车道的使用权限。在《斜坡》中，我看见了身边诸多习以为常的缝隙，那些以前不太会想的地方，让我找到了宝藏般的时刻。虽然有一些问题我仍然没想明白，心里是很矛盾的，但我想写出这种矛盾。女性主义是我看问题的其中一个角度，文学是关于所有人群的。
“微笑着写人生的苦”
记者：你在《草莓时刻》里写道：“她断定世界晦涩，流畅和欢快的事物需要警惕。”在你的小说中，有着许多绝望的、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但你总是在用戏谑的口吻书写，捕捉到其中诙谐的细节，对生活本身进行了轻轻的嘲讽。事实上，我认为《草莓时刻》在这本小说集中很重要，能看出作者似乎是在认清了生活的苦难本质之后，仍旧挂念着那些单纯的悸动与温暖。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崔君：你说得很对。历经了纷繁之后的简单，比一开始的简单更为珍贵。
我最近读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在《庄子·应帝王》中，郑国的神巫季咸，给列子的老师壶子相面。第一次，季咸说壶子命不久矣；第二次，季咸说壶子展露生机；第三次，季咸说壶子神色变化不定，没办法占卜。最后，季咸索性跑掉了。壶子告诉列子，自己与季咸虚与委蛇，每次给他展示不同的心迹，并告诫列子“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这句话是说，大鱼回旋的水是深渊，不流动的深水是深渊，流动的深水也是深渊，深渊有九种形态，这只是其中三种。列子听后，三年不出家门，“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返归质朴，封闭心窍，始终如一。
写作能够更新人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古罗马有个叫塞涅卡的哲学家，他讲“这世上没有毫无痛苦的欢乐”。这句话与“渊有九名”给我相似的启示。一个人推测和想象一件事的复杂与偶然，可以让他离武断远一些，可以在反转来临时不那么惊讶，可以习得一种和解与包容。我们现在太需要包容了。
记者：《狐狸的手套》的结局是“我”和蛇头如期举办了婚礼，但就在同一页，又写道：“人还是睡着了更容易让别人信任，也更容易与人相爱。”在小说的后半段，你写出了“我”与蛇头结婚的真相：“诱惑我和蛇头继续生活的或许是他身上明亮的希望和积极。”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包含着苦涩、辛酸与将就，这是否也折射出你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
崔君：我自己不办婚礼，可我爱看别人结婚。大学时，我最爱干的兼职就是婚礼服务生。一天六十块钱，辗转腾挪地传菜，免费观赏盛大的戏剧。充满希望的音乐和热闹的人群，海参、鲍鱼、四喜丸子和鱼盘之间，似乎让人瞥见了那些暂时没有炸裂的幸福泡泡。那种场合，极易让人相信幸福是结结实实存在的。哪怕回想时，有些是作为幻象存在的。
爱是人的本能。以前倾向于大家是出于憧憬而结婚，现在细想，用“心惊胆战”来修饰婚礼似乎更为合适。《有山有谷》这本书的责编丁辉聊到《狐狸的手套》时说：“平淡的生活需要波澜，即便这波澜是自己投去的石头荡开的。”我很认同。
记者：你在小说中有写“许多事情无比真实地发生了，当然，还有一些事，它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发生并且有模有样地推演”，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记忆与历史之间存在偏差这件事？作为一名写作者，应该去追求怎样的艺术真实？
崔君：我们回想很久之前看的某篇小说，可能只记得大致故事，具体的起承转合、因缘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以致精确的复述都是难以做到的。然而，我们会长久地记得阅读时的感受。那个鲜活的感受能留存更长的时间。甚至，等我们再谈论起一部许久之前读过的好作品时，复述出来的情节是如此乏味，但是阅读时的好感会如此自信地将这种乏味和怀疑击败。这是艺术的真实力量。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有侧重的，我们有时会怀疑感觉的可靠性，但大多数时候又会信任感觉，依靠顿悟去理解世界。记忆与真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偏差构成了我们完整的生活。
记者：在《有山有谷》这本集子中，自然风光、景色描写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大海、平流雾、田间地头、黄昏等，它们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隐形的人物角色，参与到了故事之中。你怎么看待小说里的景物描写，它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你偏爱怎样的自然景物描写？
崔君：我钟爱与人物、空间、情绪有深度关联的景物描写。在这一点上，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是非常厉害的，简洁、妥帖、直击要害。我还背过他的句子，“橙黄色的太阳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苍穹中燃烧着绿色的闪电”，等等。
因为书名是《有山有谷》，我给朋友寄书时，写了一些景物描写的诗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促阴横隐壁，长晖斜度窗。”“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在抄写过程中，这些工整而稳妥的句子，带给我安慰和愉悦。前几天，我翻阅一本关于艺术史的画册时，发现大家经常说的“静物”，英文原文为“still life”，让我眼前一亮。这两个词确实是很好的呼应，词语里面缓缓流动简朴与永恒。
记者：伍尔芙说“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能不能描绘一下你的书房，或者说你日常写作的空间？
崔君：平时写作的地方稍微安静一些就可以。很惭愧，我只能心情平和的时候写一点。我对咖啡敏感，以前很少喝，现在几乎每天一杯。喝了再写，状态会好很多。习惯用台式电脑，前面摆了些有眼睛的小玩意儿，有点“监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