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
令人疑惑的复合单位
财政复合单位，是宋代财政史领域中一个令人疑惑的存在。
所谓复合单位，是指宋人习惯将各种内容不同的钱物数目简单相加，得出一个总数，用以表述财政收支状况。最常见的单位是贯石匹两，即某一收支数据里包含钱币、粮斛、绢帛与银两等不同内容之意。其他财政复合单位也不少，都是根据其数据所包含的物品内容，将其中的数量单位加在一起列出。这些在今人看来完全不合常理的数据，在宋代文献记载中大量存在，它们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地方财政数据，比较典型的一则文本是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前后，陕西、河北、河东三路钱物出入以及京畿地区开支情况的记载。三路战争前后每年收支单位为“钱帛粮草”，京畿地区则为“金帛”，都是战争开始前收多出少，而战争开始后则入少出多，记载之目的是说明“军兴之费广矣”。
这种看似完全不合常理的财政复合单位，长期困扰着后世。不同财物的单位相互之间一般并不相等，复合单位对于现实的财政核算实际并无意义。而且两宋时期实际的财务运作中，无不按实物品类分别统计核算。宋初，全国各路府州军的钱谷文账都需要分门别类地直接上报三司审核。南宋法令汇编《庆元条法事类》收录的各类账式，反映了元丰三年更改财务制度之后，地方官府申报财务的实际情况，规定四柱账目都必须清晰条列其中，“某色若干，若干某名色，若干余名色。余色依此”。
专研两宋货币史的学者宫泽知之曾指出，由于当时国家财政主要关注物品的使用价值，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开支中占有压倒性优势，财政复合单位因此出现。然而，在中国古代王朝的财政实践中，物品与钱币之间的调度早已常见，价值对等无疑是财政统计的基本原则。更何况到了南宋，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结构中所占比重更大，记载中的复合单位却反而减少了。因此，如果想要对财政复合单位提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就不能局限于回答“宋代的人究竟是如何用这种数据来算账的”，而必须跳出财务核算的传统思路，另寻答案。
汉唐文献所载的相关财政复合单位
财政复合单位的产生，当然是以实物经济以及在其基础之上形成的实物财政形态的存在为前提。我国自古以来一向实行实物财政，文献中关于唐代国家财政的记述，复合单位也常被采用。杜佑在《通典》中记载的唐朝天宝年间财政收入总额，就称“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三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不在其中”。唐代存世文献远比宋代少，不过其他记载中涉及的一司一地财政数据中，也有一些采用复合单位的例证，当时关于财政复合单位的记载应该也是相当普遍的，只不过存世不多，人们才将财政复合单位主要与宋代相联系。
秦汉时期存世记载更少，比较集中的一类是关于国家府库贮存财物，另一类则是西北开边用兵支费。只是当时此类记载中往往并未采用表示财赋内容的多种单位，而是仅仅以数字反映财政规模。例如汉哀帝时丞相王嘉奏上封事，称汉元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这些达到数十百亿的库存或开支都是指钱币?难道在社会生产水平不如唐宋的秦汉时期，国家财政已经完全货币化了吗?
“亿万”“巨万”意象的启示
有学者研究，从海昏侯墓葬的情况来看，至少在西汉中期以前，“千钱一贯”的制度性指标虽不如后世严密，但已基本确立。据此，一亿钱币若以贯陌计，可折合足陌为十万贯。史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这里的“亿万”不过是“亿”也就是“万万”的夸张说法，也就是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到汉平帝元始年间的近120年间，西汉政府总共铸钱280万贯。这与两宋时期政府铸造钱币最高年额曾达到600万贯，国家财政收支中钱币动辄达到数千万贯的规模，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
历史上社会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货币化程度之间，不一定总是正比例的关系。不过受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货币关系对秦汉国家财政体系的影响应该远低于唐宋时期。汉代诸赋基本规定征取钱币，但是从两汉时期社会货币流通总量来看，显然无法支撑诸赋全部纳钱的需求。民众实际入纳时，应该是折变成实物交纳的。总之当时国家财政运作采用的是实物形态，辅以货币。那么记载中关于汉代国家府库贮存以及军政开支总额常见数十百亿的记载，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铜钱作为币值低小的金属货币，实际使用中数额稍大，即成百成千串成贯陌，以便于统计，因此称“缗钱”，这就是西汉早就形成“千钱一贯”制度的现实基础。史载汉初七十年国家无事，府库充盈，“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缗绳朽烂，贯陌散乱，以至其数不可校。那么史籍书写，为什么反而舍弃贯陌单位不用，而直接用“亿”或者“万万”这样的巨额单位呢?
这不免使人联想到传统文人的一种书写方式：用最小的计量单位来描述事物，夸张性地强调其数量之多。例如“家童百指之徒”，不过十人。宋代这种夸张式的记载则存世较多，例如在记载钱币开支数额时，不计贯而计文。建炎二年赣州建造浮桥知政桥的开支，不过1300贯，洪适记文却作“呼工师虑材竹灰钉之属，费直百三十万”，给人以开支浩瀚的印象。
以这样的思路去分析汉代不计贯而计文的书写方式，就可以理解了，那无疑也是一种夸饰，用以表述钱物浩繁的意象。这些只是表述某种意象的书写文本，为我们解读宋代文献记载中的财政复合单位，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解读宋代财政复合单位的新思路
任何经济体或者财政单位都有归纳总量的需求，宋代亦如此。出于在各种不同场合便捷地说明财物总额并加深印象的需要，人们形成了将不同财物混计在一起来做表述的习惯，这便是财政复合单位产生的原因。不过它们相互间的情况还略有一些差别。其一，表示国计大体规模。其二，比较具体财政用度总量。当时军政开支大多有固定的则例，不同财物类别的匹配比例大体稳定，同一财政单位两组复合数据的前后比较，有时仍有一定指示意义。其三，强调特定机构开支巨大，入不敷出。其四，无论是诏敕还是奏章等不属于技术性财务账目的文本，为了表述简便起见，就仅仅给出一个复合式的总额，以示大概。所以，这样的财政复合单位，其实只是一种说法或者写法，而不是实际的财务算法。
不过，在北宋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财政统计方法，那就是将各类开支都折算成货币，再总计起来。北宋名臣张方平上言讨论军费开支，“略计”一位中等禁军的士卒一年的支费，大约需要花费钱币50贯， 尽管仅仅是估算，并非真正的财务核算，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不能将所有实物都换算成货币来运作国家财政呢?
这自然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商品交换活动仍停留在与实物经济相适应的水平之上，物价因时因地波动，距离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尚远，此其一。货币体系不统一，货币化的概率还未在整个财政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其二。历代政府通过时估制度掌握商品平均价格，以处理评赃定罪、官私交易、赋税折纳等各种事务，这也恰恰证明了物价的局部性和不稳定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国家财政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现实的财务统计才有可能更多采用折算成货币的方式来表述，因而兼具说法与算法的功能，早期纯粹作为说法的财政复合单位才慢慢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南宋时期国家财政货币化进一步深化，复合单位的表述渐渐减少，因此时人关于各类财务总额的叙述更多采用折算成货币的形式。
南宋以降，尽管实物经济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财政货币化趋势却愈见明显，元代以钞作为唯一法定的货币，尤其到明代中期以后，实物折算成货币更加方便，除了按不同部门将钱粮物料巨细靡遗地开列具体的数目，以了解收支具体情况外，还会将钱、钞之外各类“按本折色”原计量单位相加，得出总额，继续体现对使用价值的重视，在其他场合，已无必要以复合单位来表述。此后，随着白银作为稳定货币一统天下，财政复合单位也就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物了。
古今有异，人们的思想与其表达亦如此。如果不能跳出传统思路，努力回到历史场景，那么我们与真实的历史，就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欤!
(包伟民，现任职于浙大城市学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集中于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东南区域史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