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个年代，没什么人爱读现代诗了。
这话有些偏颇。
说起诗，说起诗人，人们或肃然起敬，或嗤之以鼻。大体看来，肃然起敬者占少数，他们心存中国人骨子里流淌了千年的对诗人的崇敬与向往，认为诗源可追溯至先秦甚至更久前，泱泱华夏史诗当在盛世继续颂扬；嗤之以鼻者则占多数，他们深受一些慷慨激昂、过甚其辞或诘屈聱牙的“废句”所累，认为现代诗沦落不堪，前途灰暗，不必再污人耳目。
可依然有很多人在坚持读诗、写诗，像海上从不熄灭的灯塔，拼尽全力照亮后人的路。
王计兵就是其中一个。他常常用平静而有力的口吻，讲述普通人如何爱诗、写诗。在他之前，“外卖小哥”和诗人这两个标签从未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仿佛这两者有着天然的遥不可及的隔阂。他用一首《赶时间的人》，敲醒了五湖四海沉睡的心——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
他是个很懂苦难的人，把生活中的汗与泪揉进诗句，用极简的字词让人心颤。
但他又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他花了37年时间，从泥泞颠簸的石子路驶向平坦通达的城市路口，再走上星光璀璨的央视春晚舞台。他紧紧握着话筒，对着千千万万的观众笑着说：“诗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颗糖。”
他是普通人，也是普通人这个庞大群体的缩影。他真诚、善良，坚守本真，让很多像他一样从事着平凡职业却热爱文学的普通人看到了生活的光亮，看到苦难与成功并非敌对，看到热爱与现实终将和解。
他说，他是个笨拙的人，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执着地写喜欢的诗。他希望若干年后，当他从世界上离开，有人指着他的墓碑对诗歌说：这个人曾爱恋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
在这个春日，我们走近了这位“笨拙”的诗人，听一听他如何用一颗温暖的真心，好好地爱这个世界。
——题记
“困在系统里”找答案
记者：很多媒体称您为“外卖诗人”，您喜欢这样的称呼吗？能否谈谈与外卖行业结缘的故事？
王：我不排斥这个称呼，也不否认我是借助“外卖诗人”这个标签才被更多人所关注。如果没有这个标签，我可能还在漫长的文学路上跋涉。我时常形容这个标签就像脚下垒起的砖，让我拥有了更高的起点。我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它。
其实我之前送过两年快递，更早的时候还干过一些体力活，比如在码头卸货、帮小区居民扛水或家具电器等重物上楼等。到了2005年底，我开了一家小商店，由我爱人负责打理。2019年，我们隔壁新开了一家电瓶车专营店，当时店主正在和某外卖公司谈合作。有一天，外卖公司的交接人员刚好在隔壁店门口闲聊，机缘巧合下帮我在手机上安装了送餐软件，我就这样加入了外卖行业。
记者：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赶时间的人》？
王：这首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位年轻顾客的“恶作剧”。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个宣泄的出口。可能那天的小伙子就想找一个情绪的出口，结果我运气不好，正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那天，他连续两次给了我错误的地址，直到第三次才给了正确的。他所在的老小区没有电梯，我只能来回爬楼梯，气喘吁吁跑了三个单元的六楼，结果外卖订单还是超时了。小伙子拿到外卖的时候，非但没有道歉，反而用激烈的语言攻击我，试图激怒我。作为外卖员，我肯定不能和顾客发生争执，否则就会面临罚款甚至失业。
那晚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想，为什么我们外卖员如此赶时间，却要遭受这样的对待。当时脑海里就蹦出“赶时间的人”这几个字，于是把车停在路边写下了这首诗。
记者：您在创作诗集《低处飞行》时，曾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员，见证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您对这些“困在系统里的人”产生了哪些思考，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
王：写《低处飞行》的时候，我确实见到了许多“困在系统里的人”。当时，“孔乙己要不要脱去长衫”这个话题正在热议，“困在系统里的人”也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我也是其中一员，这些都促使我开始写这本书。
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企图得到答案——外卖员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有没有未来？这是我真正想探索的。但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记者：如今，深圳、上海等地已经实现无人机配送外卖。如果有一天无人机真的取代了外卖员，您笔下的“低处飞行”将如何延续？
王：关于无人机取代外卖员的问题，其实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了。我对此始终持乐观态度。
我从不为科技的发展而感到担忧，因为科技发展的成果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也为人们创造新的机会。就像现在不少农村实现了机械化劳作，过去埋头种地的农户受到高科技的“栽培”，提高了耕种效率，提升了作物品质，干活变轻松了，腰包也变鼓了。
科技带来了很多变化，社会也会找到新的平衡点和发展方向。我相信，即使未来无人机全面取代了外卖员，那些被替换下来的人力，也会找到适合他们发展的全新道路。
“能否发财取决于我有多少才华”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没享过多少福，所以对苦难有一种钝感，才能走到今天。有的朋友会问我，你当年过得那么艰苦，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说实话，我真没有感觉日子是苦的呀。
可能我天生就是乐天派。人嘛，总是要向前看的。
记者：在公众关注度飙升后，您如何保持创作与生活的“笨拙”？
王：事实上在春晚之后，我还没有“真正”送过一次外卖。即使送了几单外卖，也是为了配合一些媒体采访而还原生活场景。
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本真，保持冷静。
我和我爱人参加春晚回来后，她问了我一个很直白的问题：“你上了春晚，以后会不会发财？”这让我想到，在我没有成名之前，身边的亲友大都轻视文学，而当我被媒体关注、报道，特别是上了春晚以后，他们又开始高看文学。
我回答说，能不能发财取决于我有多少才华，能不能坚持创作，拿出源源不断的精品佳作。如果我能写出更精彩的作品，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财；如果我的创作就此止步，那么发财仍然是我们的梦想。
记者：您从何时开始写诗？可否谈谈当时的心境和对之后创作的影响？
王：严格来说，我是从2009年开始写诗的。在这之前，我也写些东西，比如打油诗，比如借文言志的寓言——那时受汪国真的影响比较大。到了2009年，我接触到了风靡一时的网络论坛。
那时候每天早上出门前，我都会在论坛上发帖，写一小段文字。当然，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写的东西很不成熟，甚至也谈不上是诗歌。发完帖子后我就出门工作，一整天的思维都会很活跃，看到一草一木，总想为它们写上几句——这样的习惯激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对世界的探索欲。
就这样，我几乎每天都在论坛上发帖，如果有人跟帖评论，我就会很高兴，因为能学到新东西。尤其是版主，他们的职责就是评论帖子的好坏，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经过网友们的反馈和指导，我慢慢地成长起来。可以说，我是一个吃着“网友百家饭”，被生活一口一口“喂大”的写作者。
记者：您曾在文章中说“其实最艰苦的日子是在昆山度过的”，能谈谈您在江苏昆山的生活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吗？
王：我最艰苦的日子的确是在昆山度过的。早些年我在家乡邳州创业，后来带着500块钱和家人来到昆山。我在昆山的第一份工作是蹬着脚踏三轮车到大街小巷卖水果。江南城市里的大桥很多，而且又长又陡，我蹬车爬坡就非常吃力。于是，我把这样的感受融入了创作。
有一次，我在卖水果时遇到两个摊贩起了争执。一个摊贩是卖苹果的，摊上的苹果所剩无几，大多是烂的，另一个摊贩是卖榴莲的。两人不知因何事争执，都用水果攻击对方。卖苹果的一直拿自家烂苹果去砸卖榴莲的，显得有些“肆无忌惮”，而卖榴莲的则拖着一个榴莲，佯装要砸却始终没有砸过去。这个场景激发了我的灵感，后来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卖苹果的他，武器虽柔软，心却很坚硬；卖榴莲的他，武器虽坚硬，心却很柔软。
当然，昆山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也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在昆山最艰苦的时期，我们一家就住在我搭建的像帐篷一样的简易棚子里。那时，我们家受到周边不少村民的照顾。他们发现村边来了一个外乡人，拖家带口住在一个破帐篷里，刮风下雨挡不住，生活条件很艰苦，于是不断给我们家送东西。我们家曾经十年都没买过新衣服，全靠村民们接济。
这段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人间的美好和幸福。如今回首，那些艰难的过往反而成了最精彩的回忆。
记者：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为王菲报幕时，您笑着说“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您是如何做到对生活如此乐观的？
王：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是附近村庄最贫困的一户，我从小就不会和别人攀比——可能这也是苦难赠予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我也可能受我母亲影响，因为她总能发现生活中积极的那一面，我也就在耳濡目染之下养成了这样的性格。
“希望书房像我一样喜欢安静”
记者：您曾说，从农村走进城市时对人生产生了迷茫，那时偶遇了路边的旧书摊，从此爱上了阅读。能谈谈您记忆里的旧书摊吗？当时有哪些书引起了您的兴趣？
王：旧书摊可以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流行的一种街头文化。如今在乡村，已经很难再遇到那样的书摊了，反而在北京的一些胡同里还能遇到。
那些年，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随处可见旧书摊。摊主们往往把书直接摆在地上，也没有其他布置，最多在摊位后面拉起一面篷布，篷布上再挂一些当时很抢手的书。
那时候，每个书摊前都会围满读者，有的蹲在那里读书，有的想带回去读，就交押金把书租走，看完后再还回来。我记得当时租一本书要五毛钱，如果只看一个晚上，就收两毛钱。书摊上的书大多是过时的期刊，这些期刊价格相对低廉，基本在半价左右。那时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如果能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书，就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这些旧书摊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是极大的。我想，这也是时代与读者的“双向奔赴”吧。
记者：作为一名诗人，日常生活中您一定会大量地阅读。您如何保存这些喜欢读的书？或者说，会把什么类型的书留在书房里？
王：阅读对每个写作者都非常重要，我相信，不会有写作者说自己不爱读书或不想读书。但我的情况有些特殊。仔细想想，我已经坚持创作37年了。早些年由于家人的反对，为维持家庭和睦，我不敢“明目张胆”地读书。在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前，家里是没有一本书的，当然更不会有书架和书房。
我的阅读比较碎片化。那时候昆山有很多报刊亭，路过的人买份报纸，读完就随手扔在附近，很少会带走。我几乎每天都能捡到报纸，报纸的副刊成了我重要的阅读来源。只是我读完后也很少保留，因为实在无处放置。
记者：那您现在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了吗？它是什么样的呢？
王：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扭转乾坤”，读书写作已经成为我们家最重要的事情。家里添置了三个书架，我也买了不少喜欢的诗集和小说。平时我会根据创作需求调整书架上的书籍，比如从去年开始写散文，书架上就多了一些史铁生的散文集。书架上的书正变得越来越丰富。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书房，只是把书架放在客厅沙发旁边。之所以这样布置，是希望在慵懒的时刻，躺在沙发上就能随手拿本书来读——这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给我一间书房，那书架至少要围住三面墙，留一面空白的墙放书桌，桌上放一些笔和空白的本子，这样的环境一定会让我产生写作和阅读的欲望。
记者：如果您的书房有生命，您希望它会有怎样的性格？
王：我希望它像我一样，喜欢安静。也许它也会喜欢夜里柔和的灯光。深夜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声音在书房里回荡，像一阵耳语，又像某种呼喊——这可能是对写作最美好的想象了。
记者：当下是文学式微的时代，却又是短剧、游戏、电影等文学衍生品大热的年代。您认为文学该如何走出一条新路？
王：当下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文学似乎被高度压缩，甚至一度让人产生疏离感，仿佛它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而随着微信、微博、小红书等媒介的兴起，文学爱好者们重新找到了彼此，文学正在一点点复苏。
就我观察，这几年的文学创作氛围比前些年更有生机，相信未来还会继续繁荣——不过，要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巅峰状态，恐怕有些难了。但只要有人喜欢，文学就不会消亡。无论表现形式是短剧、游戏还是电影，文学始终是一切的根。如果说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璀璨的烟火，那么文学就是永恒的星辰。
记者：我们财政系统内也有很多像您一样热爱文学、热爱创作的人，您能否从阅读、创作等方面给我们一些鼓励和建议？
王：我身边也有一些从事财政工作的朋友，不过我们平日里只谈文学。我觉得爱好是没有界限的，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从事财政工作的人同样需要阅读和创作来放松心情、丰富生活。毕竟，漫长的人生需要爱好来支撑。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爱好，这能让我们更好地体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