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志宇
在流传至今的诸多元曲作品中，有一套散曲一枝独秀，辉耀日月。它就是刘时中的《端正好·上高监司》，它是散曲中罕见的长调，字数为元曲之冠。该曲分为前后两套，看题目是写给高监司即当时的江西道廉访使高纳麟的。前套写大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后套再现了元后期实行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后套长达一千八百字，通过描述元末的货币制度变化，深刻揭露了元代经济社会中贫富对立的现实，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少有的如实反映元代经济制度和民生状况的佳作。
“蜀冠城交子行，宋真宗会子举，都不如当今钞法通商贾。配成五对为官本，工墨三分任倒除。设制久无更故，民如按堵，法比通衢。”套曲最后一部分十三段《耍孩儿》详细地说明了元代的货币制度发展过程。跟宋代局部实行的纸币制度相比，元代普遍推行钞法，是中国古代社会唯一以纸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单一货币体系。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元宝交钞，有文和贯两种计量单位，从十文到两贯共五对十等，以白银为基准，倒换时每两白银扣除三分工墨钞。中统宝钞的币值在元代前期比较稳定，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较大。在元代银本位制度崩溃之前，中央政府以置于平准行用库中的白银为发行纸币的钞本，以兑换的方式平准调控流通的纸币数量。百姓持有纸币时，可以随时随地在全国各地的钞库兑换白银，但不能用私下交易。政府发行新钞如至元、至大钞时并不设界，新旧并行。有用坏、磨损严重的昏钞，朝廷动用新钞替换并烧毁。为此，朝廷设“宝钞提举司”，在各地开分司，纸币发行、钞银兑换、昏钞烧钞均由官府负责。纸币可交税、解决债务和贸易问题，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所以，元代前期纸币在百姓心中信用很高。
“已自六十秋楮币行，则这两三年法度沮。”纸币制度执行了六十年，到元顺帝时期钞法大坏，甚至出现了公库管理人员公然伙同商人倒换伪钞的情形。元代后期中央集中各地白银大量用于赏赐等用途，白银支出大增，地方的库银减少。国家用于倒换昏钞的钞本不再是白银，转而以新钞为本，故中央政府大量发行不需准备金的纸钞，钞本数量剧增。马克思说过：“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商人看到有多余的钞本，便完全不顾国家的法令，想方设法制造伪钞来进行套取。
由于元代发行的几版宝钞的防伪标识都较简单，伪钞很容易制作。“有揭字驼字衬数，有背心剜心异呼，有钞脚频成印上字模。半边子兀自可，捶作钞甚胡突，这等儿四六分价唤取”。民间除用刻板印制新伪钞外，更常通过抠字剜心等方法挑改面额，将小额真纸币伪造成大额假纸币。这种造伪技术门槛低，只要花钱买通行用库库官，用伪钞兑换新钞就能得逞。因此，用伪钞兑换新印制的料钞成为元末社会普遍存在的产业。 “三二百锭费本钱，七八下里去干取，诈捏作曾编卷假如名目，偷俸钱表里相符。这一个图小倒，那一个苟俸禄，把官钱视同已物，更狠如盗跖之徒。官攒库子均摊着要，弓手门军那一个无，试说这厮每贪污。”这些制造伪钞的不法商人，仅须花费二三百锭本钱，就将行用库的攒典、库子、弓手、门军等人全部买通，用拼接剜补过的伪钞，将钞库中的料钞倒换出来。
管理钞库的库官拿到国家新发行的钞本之后，只给普通人倒换一小部分，将大部分留给这些勾结作弊之商人，“放小民三二百，报花户一千余，将官钱陪出”。他们以伪钞为昏钞兑换入库，明码标价从中渔利，“假钞公然唤做殊，这等儿三七价明估”。从解送前往昏钞库到最后统一烧钞期间，官官相护，装作不知，“赴解时弊更多，作下人就做夫，检块数几曾详数，止不过得南新吏贴相符。那问他料不齐、数不足？”最后一关烧钞官员玩忽职守，应付了事。作伪者先行私下找地方贿赂，约定暗号蒙混过关，只要伪钞烧得过就万事大吉，“比及烧昏钞先行摆布，散夫钱僻静处表与，暗号儿在烧饼中间觑有无。一名夫半锭，社长总收贮，烧得过便吹笛擂鼓”。
虽然终元一代官府深察变钞之害，多次明令禁止使用伪钞，并在倒换昏钞和烧钞两个环节想办法加以控制，但对于防伪失职惩罚过严，令部分库官惮于开库倒换昏钞，以致现钞不足、伪钞流行。元顺帝至正十一年，红巾起义爆发，巨额军费和社会动荡把元朝财政拖入深渊，政府不得不大量直接支用钞本填补财政赤字，进而引发流通的纸币超出实际需要量，通货膨胀严重。对此明代的叶子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元代政权的覆灭正是缘于钞法不明，驱民走险，“徒知严刑驱穷民以必行，所以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于无术而亡也”。
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时人曾作小令《醉太平》，道出起义的经济原因：“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首无名氏所作的小诗：“丞相造假钞，舍人作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也把元末社会动荡的原因归咎于包括变钞在内的两大政策失误。将这两首词曲与《端正好》相印证，可知刘时中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变钞的危害。他所寄望于高监司开言路，采谏议，但仅凭个人的俊才却也无力回天，元代钞法崩坏终至民怨激变，政权颠覆。
历史学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评价这套《端正好》说：“以不易驱遣的文体来描状社会情形，来宣达民生的疾苦，来写出奸商滑吏操纵市面，钞票流行时的种种积弊实况，令我们有如目睹，其技巧是很不可及的。在文学里写这种问题的，古今来很罕见，而这一篇最成功。”
（付志宇，西南交通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财税理论与财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报刊评论文章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