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新年伊始，看到周云蓬在“我们民谣2022”上演唱了《盲人影院》，他此前说，《盲人影院》是讲述一个失明的孩子。周云蓬年轻时四处漂泊，思考人生，歌中也是他的亲身经历。这首歌也送给陪伴他六年的导盲犬熊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介绍，“全中国只有200多只导盲犬，比大熊猫都少，爱它们就是爱人类。”
他说，《盲人影院》名字来源于卡夫卡，在《卡夫卡谈话录》中，卡夫卡说，每个人都有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你的盲人影院。人生活在自己的局限里，没有人是没有局限的。
周云蓬生于1970年，作家、歌手，受熏陶于蓬勃的中国思想开放的年代。其作品被广为传唱，其文字作品亦烙有深深的时代印记，有如一位行走于时代边缘的游人，勇敢之中有叛逆，并对时代的汹涌潮流抱有一丝警惕。
一年前我和云蓬在北京第一次相见，与周云蓬联系时，他非常谦和，亦一下子能记住我的名字。可是，我们的对话，无关音乐，却只关乎盲人与公益。
▌那是我们争来的
云蓬小时候相当独立，虽然9岁因病致盲，但是不因此而气馁丧气。他独立出行开始于15岁，那时候因为好奇，独自从沈阳乘火车离家去了大连。我估算了一下时间，是在1985年，那个让人意气风发的年代。想起云蓬唱红中国的《九月》，歌词即来自于海子，由张慧生谱曲——词曲作者后来都在对人生的迷惘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云蓬这一代人身上，亦可以看到海子那种对抗时代的韧性。
兴许是有了这样从小到大都要追求自由的热盼，周云蓬到过很多国家与地区，行走似乎是他一直的人生主线，这也符合他个人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定义。
他多次讲过自己的世界是一个游走的灵魂需要安放的世界。在疫情中，他还坚持演出，“疫情是追着我们跑啊，我们刚演完，疫情就来了。”这是一个人一直在路上的状态。偶尔看到他的朋友圈，总是多了一些人生感慨，对人世、人性的理解，也多了几分豁达。
年已五旬，对于周云蓬而言，心态已然不一样，既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也有着对苍生的关切与热情。
我曾编写过一份关于残障人就业的研究报告，深知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残障者在选择学习和就业的专业时非常受限，大多只能学习按摩。因而我就很好奇云蓬如何学习中文专业。与何川(云蓬在长春大学的同班同学)、云蓬聊起这个话题，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绝无仅有的，那是我们自己争来的，只存在了一届。”
原来1989年，天津市残联联合长春大学发起过一场“盲人中文班”的教育实验——从全国各地的盲校中选出了17名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普通高中及大学教育课程，试图以此弥合当时盲人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从事按摩的落差，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1988年，长春大学校长王野平和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甘柏林找到了当时天津市残联宣教部主任郑荣臣，希望能协助办一个大学预科班，为长春大学输入稳定的优质生源。郑荣臣对此唯一的建议是：长春大学开设的第一届预科的直升专业为中文。
1991年，长春大学的招生简章对外公布，但是特殊教育学院下没有中文专业。班里有同学开始抗议、闹罢课。通过写联名信再加上周云蓬在座谈会上的反馈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很快解决了这件事。最终，12名学生考进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就读。但是这个“中文预科班”和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只存在了一届。
当年，大学里自由、开放、平等的环境，也激发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比如说，着了魔似地读书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可能我们盲人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本能，要靠书来救赎自己。”周云蓬说。
受惠于中文教育的机遇，云蓬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从学识与思想上开始接触到非常广阔的世界。从他的诗句，以及人生经历上来说，文学像是他的精神信仰之地。
现在，云蓬亦有阅读的习惯。我与其聊起当代之事，能明显感觉到他的与时俱进，以及仍抱有的批判精神和清醒的态度。在我们谈起未来时，他与我说，“我是悲观的，但是还是要充满希望。”
1994年，周云蓬大学毕业，那时因为各地在大学生就业分配上执行的情况不一样，全班只有4位同学要自己找工作，周云蓬和何川是其中两位。何川向盲文印刷厂自荐，从校对工做到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现在盲人图书馆任职。
而1995年，周云蓬不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做按摩，选择了到北京街头演唱，这个做法恰是他不与时代随波逐流的内在追求所致。他与我讲起刚开始教人学吉他，街头卖唱的日子，住在圆明园一带(清华和北大附近)，尽管很穷酸，但是日子很快乐，也正是那时，结交甚多不错的好朋友。我问他，那时卖唱收入如何?他说，还很好，最高时还能拿到2000元左右，但是不稳定。
他在年纪很小时，因为患上青光眼，由妈妈带着去南方看病，因为出远门，还可以有奶油饼干、泡泡糖等，很多小朋友反而羡慕他。他9岁变盲，但16岁时，能拄着棍子满大街地走，能躲汽车过马路，能进商店买东西。他也曾经一个人买了一张火车票，一直坐到天津、北京。
“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争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混出来的。这时，我已经在北京卖了一年的唱。攒了一书包毛票，那是卖唱赚来的。我要去云南，确切地说是去大理。从北京到昆明，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而从他创作的歌曲中，很多内容是关于时代之痛，他经历过底层的摸爬滚打，唱的大多是关于盲人与哑子之歌。
▌要推倒重来
他对命运不顺从，他喜欢音乐，也喜欢写诗，而他还会创作音乐。他知道，生命应该有各种不一样的可能。
在当歌手时，周云蓬曾组织了众多歌手联合为盲人儿童无偿制作了一张专辑，名为《红色推土机》。我问起为何如此取名，他说，“要推倒重来。”2009年4月11-12日，“假如给你三天黑暗·帮助贫困盲童《红色推土机》专辑首发演唱会”在北京星光现场举行。
他集合民谣歌手制作了为盲童筹款的纯公益性项目——“推土机贫困盲童帮助计划”。他发行了两张专辑，《红色推土机》和《金色推土机》，以专辑发行所获得的款项与版权费来资助贫困盲童，让这些孩子到城市里拓宽视野。周云蓬说，一位盲童的成长需要让他回归到正常的世界当中，接触正常的世界，既让盲童被大家看见，还需要打破城乡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别。
我们见面时，周云蓬还专门带了《金色推土机》送给我。
在专辑的扉页上，周云蓬写下了这些话：“我无法承诺为某个盲童带来一生的幸福，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周云蓬曾遇到一位8岁的藏族盲童阿旺金巴。“我们问他最希望得到什么，他说想要一件新衣服。除了新衣服呢?他说那就要些好吃的吧。”周云蓬让妹妹给他买了一件羽绒马甲、一盒巧克力。回忆起孩子天真的回答他忍不住笑了：“什么能让他快乐，就给他什么。我不会要求受助的孩子给我回报，也不要求他们将来回报社会。”
周云蓬回忆自己失明后，最渴望得到的是一台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而漂在北京的岁月，他最向往拥有一台具备语音提示功能、能自由阅读和写作的电脑，将心比心，“盲童跟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是信息闭塞，他们最需要的，是获取信息的工具”。
所以，周云蓬还发起了“音乐照亮生活”计划，开始招募志愿者，寻找贫困盲童，首先让大家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为他们购买需要的乐器、mp3播放器、读书机，甚至电脑阅读软件。这些工具，很多都是周云蓬自己这几年在用，感觉帮助很大。
周云蓬与我提起在武汉疫情中，他和一群歌手在群里给别人唱歌，“那也是一种陪伴与抚慰。”我对此印象颇深刻。无论如何，人性映照仍能显现出其对社会的关怀，这样的周云蓬更在地。
未见面之前，他就与我说，因为受到网络下载的冲击，购买专辑的人很少了，“演唱会后我都会向大家推荐购买，但是大家越来越不习惯听光碟了。”2013年开始，云蓬以光碟收入资助了另一个盲童支持项目——“盲童夏令营”，让更多的乡村盲童能接触到城市的快速发展变化，用手、耳、足来感触城市与世界。但由于前述的光碟转化收入减少，这个项目急需新的资金支持。
▌感知世界，不一定只靠眼睛
早在十几年前在各地流浪时，周云蓬就反复收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见’各地的风景?”他说，“我只是少了眼睛，其他健在。”“每个地方的口音和味儿都不一样，比如鸡叫声，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视障，不代表盲人不能感知世界。
云蓬告诉我，根据他这些年的观察，很多视障的孩子，未来的学习生活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包括上大学、工作、就业、发展个人能力等，会受到抑制，遇到局限，给他的一生带来困难。而这样的孩子，不仅有生理视障的问题，而且因为视障生发出更多的问题，比如视野局限、接触外界局限、人际关系局限，影响了整个人生幸福指数和开阔自己思想的机会。
“视障的治疗是科技问题，但我更关注眼病之外的并发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在视障发生后，可以有补偿性的方式，如走出环境、开阔信息通道、打破人际关系局限，使他们能像普通孩子一样有机会。”
为此，云蓬和他的大学同学何川做了盲童夏令营，将偏远地区的孩子和家庭困难的孩子接到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带孩子们去看音乐演出，让音乐家教他们唱歌，让文学家教孩子们写作，让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去迪士尼乐园、国家大剧院、天坛、长城等。一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学习，二是开拓生活上的视野，见更多的世面，让他们有梦想，可以离开家乡，给盲童的人生提供好的起点和契机。
带孩子们到哪里，有很多的讲究。周云蓬对我说，“如歌剧院，可以让孩子们倾听，一般不去展馆，而是去一些特殊的场所，能让孩子用手触摸，可以让孩子们学到知识。”何川甚至还会带孩子们去苹果手机店去体验，而那里也有两位聋哑残障人在工作。
“让孩子们知道，世界是广阔的，知识也是广阔的，审美领域是广阔的，你可以向那方面努力，通过学习开拓自己的人生，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和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时常挂在云蓬嘴上的话。
周云蓬说，他自己人生的起点就来源于夏令营。
1985年，周云蓬参加了盲童教育家徐白仑发起的第一届音乐夏令营。他来到北京，爬长城、参观颐和园、参加很多文化活动。这对他启发很大，让他感到世界是广阔的，有雄心去学习，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人生、阅读可以改变人生、探索和思维模式提升可以改变人生。
云蓬告诉我，他现在人到中年，感到自己的学习和音乐创作，的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帮助到了别人，所以开始重新考虑做夏令营，帮助后来者——那些失明的孩子。“让他们像我一样，在人生的开始可以勇敢地梦想，大胆地设想，通过阅读、学习，改变现状，甚至他们也可以再去帮助他们的后来者，未来失明的孩子。这是爱和探索知识的一种传承。”
云蓬认为公益要做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我是做音乐的，就做音乐夏令营;公益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不认为公益事业是全面献身的事业，而是首先能够照顾好自己，然后慢慢去做，日拱一卒，不要有太大野心，不用高大上，就从自己出发，做扎实，并不是越做越大，而是要越做越具体。这就是我的经验。”
2021年10月8日当晚，我和云蓬一起去了天晓创办的“江湖酒吧”，天晓与周云蓬有将近18年的友情，他们在2005年左右就一起到西藏演出，大家见面甚是喜悦，也提及当年他们去西藏帮助当地的盲人学校进行义演的往事，和民谣圈的左小祖咒、赵老大等故人。
我现在仍记得那个夜晚的场景。
“生活还是不容易啊!”从台上唱完歌的天晓侧着头望向云蓬，“咱们开始在北京那几年，真苦啊。”
“嗯，但是还是有希望的。只是，赵老大走得早。”云蓬提起9月30日刚去世的赵已然，气氛一下子沉寂下来了。“赵老大唱别人的歌掏心掏肺的，咱敬一下赵老大。”摸索着，握起酒杯，再放下。
“没有理想的人，不悲伤。咱也玩一下。”
“没有理想的人，不悲伤。”天晓站起来，高声应和。
“没有理想的人，不悲伤。”我坐着，应和。
那晚，云蓬和我说，朋友、真诚、审美在人的一生中多么重要啊。第二天，在机场，我刚落座，云蓬给我发来微信，“顺利回到广州了吗?昨天晚上很快乐。”
我回到广州后，看到周云蓬10月13日在江湖酒吧有一个演出专场。
我留意在该演出专场之后，周云蓬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很是让人寻味，“年轻人说，我唱歌为何都是一个调，也许在多年前，我会生气，但现在不会了。”